2006年6月5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在京召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作重要讲话。尽管两院院士群星璀璨，但胡锦涛只提到了一位院士的名字：

“前不久过世的王选院士，是我国院士的杰出代表，他献身科学、敢为人先、提携后学、甘为人梯，为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树立了光辉榜样”。

作为知名科学家，王选是当代中国印刷业革命的先行者，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创始人，被称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之父”，“当代毕昇”，2002年2月1日获得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但王选又不只是一位科学家。他以一位“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身份参与创办了北大方正集团，提出了产学研结合的“方正模式”。他反复提出，中国一定要加强自主创新，企业要成为创新的主体。

王选一直注重自主创新的问题。早在1988年，王选就提出，“只有依靠自主技术持续创新，才能建立中国自己的产业”，他说，我们应该走这样的道路：核心设备、关键硬件坚持自主研究开发，自主生产；关键技术必须有完全创新的思想；按照国际标准生产、使工艺水平达到出口标准；坚持大联合、搞好开发、经营尤其是售后服务；坚持“生产一代、研制一代，保持国产系统的技术优势，但也有吸收国外先进技术。”

这段话虽然是针对电子出版系统的，但结合当前的国际局势来看，却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创新有着普遍指导意义。

1994年，王选向大家展示北大方正高档彩色出版系统，结束了外企独霸市场的历史。

两次跨界

1937年，王选出生于上海法租界，是家里第五个孩子。

王选的父亲王守其一辈子从事财务工作，办事特别认真，工作从未出现过纰漏。母亲则非常开明，在她的支持下，王选的大姐在解放前就加入了共产党。在这样的家庭中，王选养成了做事一丝不苟，乐于接受新事物的习惯。

1954年，17岁的王选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1956年，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了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规划从13个方面提出了57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其中第41项是“计算技术的建立”。在此背景下，北京大学在数学力学系设立了计算机数学。

王选做出了人生第一个重大抉择，选择了计算机数学这一新生专业。对此，他解释说，“我不大追求理论的完善，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直接为国民经济做出贡献”。他认为，新专业虽然没有东西可学，“说明有更多的空间需要开拓，发展的潜力更大”。

对于这一选择，王选一直引以为傲。他说，“我能够取得成就，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具有远见和洞察力，比别人能早一拍走到正确道路上”。

对于当时的王选，乃至所有中国人而言，计算机是不折不扣的新鲜事物。面对这样一个新东西，王选几乎投入了全部精力。加入北大“红旗机”研发团队后，王选干脆住进了实验室，晚上就睡在办公桌上。期间，王选没有休息过任何一个节假日，没有任何娱乐，整整一年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况。直到红旗机设计组装完成，他才搬回宿舍。

经过艰苦调试，红旗机终于成功运行，但由于国产磁芯存储器等关键部件不过关，最终没有投入实际生产和运用。但是，研发团队完全依靠自主力量设计、生产、调试，在技术上实现了创新和突破，并培养出了以王选为代表的一批技术力量。

在此过程中，王选得以成功的多项特质均得以展现，比如不惧质疑勇往直前，“一个新思想和新方案的提出者往往也是第一个实现者，因为别人总会质疑，只有发明者才会不遗余力不断改进”；比如追求完美——一个周末，王选在机房见到两个机架之间的线长了点，“心里难受极了，赶紧重新动手布线”。

再比如，王选一直在不断学习。

大学时，他学的是俄语。为了学习更加先进的欧美计算机技术，他自学了英语，并坚持阅读英文原著。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王选发现，外国同行之所以能够实现创造性成果，是因为他们大多具有两个以上领域的知识和实践，在面临挑战时能够萌发新的构思。由此他联想到，只掌握硬件或者软件知识，创造性就会受到局限。

1961年夏，王选做出了一个被他称作“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从硬件转向软件，但不放弃硬件。他相信，跨领域研究一定能找到创造的源泉。

掀起行业革命

王选的研究、创新道路十分坎坷。

1961年，过度劳累和饥饿使王选陷入了一场长达十多年的疾病。在养病的同时，王选坚持自学英语听力，并开始了一套ALGOL 60编译系统的设计。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被指为“出身黑五类的修正主义苗子”“崇洋媚外”“偷听敌台广播”的王选，进入了人生中的黑暗时期。好在，妻子陈堃銶的鼎力支持，让王选能够熬过这段艰苦岁月。

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王选对业务的热爱依旧。1972年，经常来串门的同事马秉锟提到，“150”项目遇到了难题。

无心之言勾起了王选的兴趣。每天发低烧的他，完全用手工对几百种编码方案进行筛选论证。半个月后，王选设计了出了理想的方案，并最终运用到“150”项目的实践中。

限于王选的身份，马秉锟没有透露方案的来源。但对于王选来说，这并不重要。他想到的是，“看来我的脑子没有坏，还可以继续搞科研！”信心的恢复，让王选的身体也慢慢好转了起来，为他参与日后更加重要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1975年，王选从妻子那里了解到，国家为了解决汉字的信息处理，成立了多个部委牵头的“748工程”，包括汉字精密照排系统、汉字情报检索系统、汉字远传通信系统。

与“两弹一星”等工程相比，748工程显得默默无闻。但是，其意义毫不亚于前者。西方发明的计算机是建立在英文基础上的，如果不能实现汉字信息化处理，中国将毫无疑问地被排除在世界信息化潮流之外。与拉丁字母相比，汉字不仅字数繁多，而且变化万千。因此，有人甚至提出，要想跟上信息化步伐，就要废除汉字，走汉语拼音化的道路。从这一角度，“748工程”能否成功，关系着汉字存亡，关系着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王选选择了其中难度更大、社会需求更加紧迫的汉字照排系统。当时中国仍然使用的是热排工艺，每年用来铸字的铅合金就达到20万吨，能耗大、污染重、效率低——一个熟练工人每天只能排7000字，且极易引发铅中毒。一般图书从发稿到出书要一年甚至两三年，许多新书发行出来就成了旧书。王选认为，如果研制成功，将引起中国报业、出版印刷业的一场大革命。“正是它的难度和价值吸引了我”。

王选首先要解决的，是用数字的方式，将庞大的汉字字形信息存储进计算机。当时使用的磁芯储存器，最大容量只有64KB，没有磁盘，只有一个512KB的磁鼓和一条磁带。正因为如此，国外通行的黑白段描述方式根本无法在有限空间内收录大量汉字。

王选认为，必须对汉字信息进行大大压缩。不久他想到，“我们可以用参数方法描述规则笔段，其余撇捺勾点等不规则笔段仍然用轮廓表示。”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字模变倍时横、竖、折等笔画的匀称，还可以使信息量进一步压缩。

王选的这一项发明，比西方早了10年。

逾越了汉字信息高倍率压缩这座高山之后，选用什么输出设备是王选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几经考虑，王选决定，采用激光输出方案，直接研制世界上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

很多人议论纷纷。“国外还没搞出来的东西，他能行吗？”“真是梦想一步登天，他想搞第四代，我还想搞第八代呢！”

多年后，王选回忆说，当时最大的苦恼，就是大多数人不相信中国的系统能超过外国产品。“其实在高新技术领域，赶超外国产品的机会是很多的，一定要有超过外国产品的决心和信心”。他主张，“应用研究必须采用高起点，着眼于未来技术的发展方向，否则成果研制出来，就已经落后于时代，只能跟在外国先进技术后面亦步亦趋。”

1980年10月20日，我国第一本用国产激光照排系统排出的汉字图书《伍豪之剑》样书呈送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手中。方毅批示说，“这是可喜的成就，印刷术从火与铅的时代过渡到计算机与激光的时代。”

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成为人们描述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最常用的比喻。王选也被《文汇报》称为“当代毕昇”。

创新的道路充满了坎坷。

1984年，王选团队研制的排照系统在新华社中试期间，大批西方的照排系统进入中国，《人民日报》已决定购买HTS的照排设备。有人对新华社工作人员说，“人家都有现成产品了，你们还搞什么？”甚至有人说，“王选为了个人荣誉，害了一批人！”

蜚短流长并没有影响王选坚持自主创新的决心和信心。“我相信三到五年内我们会把国外的系统全部赶出中国。”“我们的照排系统价格只是人民日报进口系统的1/8，并且一定比他们先出报！”

事实证明，王选的预言都成为了现实。

1988年，率先使用王选团队研发的华光系统的经济日报印刷厂进行了一项中国印刷界从未有过的壮举——卖掉了整层楼的铅字、字模、字架。经过培训的工人穿上了白大褂，坐在宽敞明亮的照排机房工作，彻底得到了解放。

经济日报的试水成功，让华光系统得到了全国印刷业的高度认可。1989年，全国绝大部分省级报社和部分市级报社订购了这一系统，且价格仅为进口系统的1/15。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进口的HTS系统问题频现。由于低估了汉字照排的难度，供应商先后3次修改合同，但仍无法解决问题。王选团队伸出援手，帮助人民日报改造了进口设备。4个月后，设备不仅投用，而且工作效率提高了20倍，避免了国家200多万美元外汇的损失。

不久，HTS公司因为无力偿还银行贷款而宣布破产。1989年底，来华研制和销售照排系统的外国公司全部退出中国市场。一步跨越40年的国产汉字照排系统大获全胜。

事后，王选总结了一整套自主创新的方式方法：一是跨越式发展是开辟高效益的捷径；二是需要和已有技术的不足是创造的源泉；三是寻求技术和市场最前沿的需求刺激；四是新技术能创造出新市场；五是找准市场的切入点。更关键的是要培养年轻人才。

王选逝世后，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评价说，王选堪称中国自主创新的典范。

探索产学研结合道路

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王选一边在技术创新上精益求精，一边也在关注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和市场推广。对此，他认为，应用技术成果一定要在市场上进行考验，而成立开发公司是技术与市场结合的桥梁。他的这一想法也得到了时任北大校长丁石孙的支持。

1985年，北大正式成立了“北京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不过一无启动资金，二无合适项目。王选提出，让开发公司为华光系统做繁体字字模，并拿出了10万元经费。

几年后，华光系统大获成功时，王选发现，当时采用的独家生产机制，让厂家忽视了产品质量，导致了一些输出文字“长胡子”。他希望，能够找第二家单位来生产照排控制器，用引入竞争的方式提升生产工艺水平。国家经委同意了王选的想法。

1988年，北大科技开发总公司改名为北大新技术公司，开始了华光IV型照排系统的生产和销售。王选预测称，1989年销售额可以达到2000万，1990年提高到5000万，1991年突破一个亿。

1988年10月，北大推出了第一批产品，字体“长胡子”现象消失了，可靠性大大提高。1991年，公司正式改名为北大方正，并陆续推出了方正系列照排新产品。

1992年，王选向北大计算机所提出，正式退出科研第一线，全力支持和培养年青一代。他说，“今后衡量王选贡献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发现了多少年轻才俊，是否做到爱才如命、人尽其才和才尽其用”。

在王选的带领下，年轻的研发团队根据时代变化，不断进行产品创新。使得我国书刊出版周期从300天缩短到100天左右，出版品种大大增加，产品还走出国门，打入了海外市场。

对此，王选是赞赏的。他认为，对于应用性很强的专业，是否推广应用和大量进入市场，尤其是能否在发达国家占有高的市场份额，是对该技术成果最严格、最准确的评价。

退出科研一线的王选并没有淡出人们视野。相反，他更加繁忙了。1991年起，王选先后当选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5年，方正在香港上市，王选受邀担任方正（香港）董事局主席，成为方正的灵魂和旗帜，媒体甚至称他为“方正之父”，尽管他并没有担任过方正集团的董事长和总裁。2003年，他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在此期间，王选开创了一套“方正模式”，即“顶天立地一条龙”的产学研结合模式：“顶天”就是不断追求技术突破；“立地”就是商品化和市场推广；顶天立地要结合，就应该建立起从中远期研究、开发、生产、系统测试、销售、培训和售后服务的一条龙机制——龙头是文字信息处理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龙身是电子出版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龙尾是方正集团。三部分人有交叉有合作，既可以让知识和技术的价值得到应有体现，又能让技术创新始终围绕市场需求。

方正在香港上市前夕，联合北大计算机研究所成立了方正技术研究院，实现了组织和管理机制的一体化，彻底从两家人变成了一家人，王选以所长身份同时出任研究院院长，且研究所在上市公司中拥有了部分股份，王选提倡的股份制“联合经济实体”正式建成，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探索出一套新的道路，得到了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

尽管身兼多职，但王选对自己的角色始终有着清晰的认知，他把自己定位为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同时认为方正最需要的是对技术“一知半解”的企业管理者。他先后撰写了《中国企业最缺少的是现代化的管理》《中国需要企业领袖》《中国企业需要管理专家》等文章，呼吁方正要继续改制，加强管理。

他提出，“中国经济发展中最稀缺、最可贵的资源之一就是企业家。一项技术可以使一个企业很快发家，但长期发展必须依靠企业家。我所知道的国际著名企业，掌舵人全是企业家，而不是科技专家，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一个例外。”

随着方正发展逐步走向正轨，王选日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就在他可以安享晚年的时候，63岁的王选被查出了癌症。在与病魔顽强抗争了七年之后，王选逝世，享年70岁。

王选逝世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连夜为这位老朋友写下了长篇悼念文章。文章中写道，王选的无私奉献精神、开拓创新精神、顽强拼搏精神和不懈奋斗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学习。

在参加王选的追悼会时，胡锦涛握着陈堃銶的手说，“王选同志走了，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人民不会忘记他！”（本文参考了丛中笑所著《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王选传》等资料）

（《国资报告》记者 刘青山）